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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卖地收入减少约3万亿！2023年“土地财政”将去往何处？******

　　多年来，“土地财政”一直是热议的经济话题，今年也不例外。近期，第三方机构克而瑞统计的数据显示，2022年，随着我国房地产销售端疲软，土地出让金收入下滑，全国土地市场成交建筑面积为14.44亿平方米，成交金额4.73万亿，较2021年同期分别下降了37%、31%，土地出让金从高峰的8.7万亿下降了约3万亿规模。

　　“土地财政”，顾名思义，指的是地方政府依靠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收入来维持地方财政支出，政府财政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属于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因不用上缴中央，土地出让收入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实际上，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快速增长，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需求见顶，土地出让金的增速明显放缓，长期来看，地方政府高度依赖的“土地财政”将难以为继，如何弥补土地出让金下滑带来的财政资金缺口，成为地方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问题，那么，2023年，甚至更远的将来，“土地财政”又将去往何处？

　　“土地财政”依赖程度越来越高

　　我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公开拍卖始于1987年12月1日，彼时，深圳会堂座无虚席，经过17分钟的轮番叫价，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以525万元拿下了这块8588平方米的住宅用地，敲响了建国以来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的“第一槌”。

　　根据《中国土地年鉴1996》的数据，1995年，全国通过出让方式提供用地43403公顷，出让金总额为420亿元。1998年，我国正式开启住房市场化改革，此后，随着房地产行业的快速发展，该数据一路上涨，2007年，首次突破1万亿元，直到2020年，我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额已经升至8.4万亿元，是1998年的200倍。

　　根据财政部官网公布的数据，仔细观察可以发现，2017年开始，我国土地出让金的增长开始变得很有规律，连续四年，每年的增长金额都在1万亿左右，直到2021年，国有土地出让金的增长速度开始放缓，仅增长3000亿元左右。

　　土地出让金快速增长的同时，地方财政对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大。根据第一财经测算，2017年开始，我国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比例(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地方政府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连续5年超过三成，2020年占比达到43.59%，2021年下降至41.81%，仍在4成以上。

　　分区域来看，粤开证券研究院统计的数据显示，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达、人口持续流入、土地市场需求旺盛，土地出让收入在地方综合财力中的占比(土地财政依赖度)较高；而西部和东北地区土地市场不够活跃，土地出让收入相对较低，更依赖中央转移支付。例如，2020年，浙江、江苏、福建、山东、广东、重庆6个省市的土地财政依赖度高于30%，分别达到51.9%、46.9%、40.3%、38.7%、33.8%和32.0%；而新疆、宁夏、青海、黑龙江、西藏5个省份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偏低，均低于10%。

　　分城市来看，粤开证券研究院统计的数据显示，2020年，广州、长春、杭州、福州、南宁、海口、贵阳、西安、徐州、扬州、温州、金华、襄阳、南充，这些城市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都较高，政府性基金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值均达到1.5倍，甚至更高；牡丹江、深圳、锦州等地对土地出让金收入依赖度相对偏低，其政府性基金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值分别为0.3倍、0.3倍和0.4倍。

　　土地出让金下滑

　　然而，在土地财政依赖程度越来越高的同时，我国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却面临下滑的事实。2022年，随着我国房地产销售端疲软，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再次下滑。

　　此前，财政部发布的《2022年前三季度财政收支情况》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的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217亿元，按自然口径计算下降4.9%。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42588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6.4%，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38507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8.3%。

　　近期，房地产研究机构克而瑞统计的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商品房销售面积为13.6亿平方米，销售额13.3万亿元，同比分别下降24%、27%，行业规模重回2015年。与此同时，全国土地市场成交建筑面积为14.44亿平方米，成交金额4.73万亿，较2021年同期分别下降了37%、31%。土地出让金从高峰的8.7万亿下降了约3万亿规模。

　　克而瑞地产研究院数据显示，从土地成交建筑面积TOP20的城市来看，有12个城市的成交量相比去年有所减少，平均降幅达35.7%，降幅超过30%的城市多达7个，其中降幅最突出的当属遵义，成交建面刚刚超过1000万平方米，同比降幅高达65%。

　　克而瑞地产研究院的研究报告显示，除部分特别优质的地块以外，土地市场底价成交、城投托底成为常态，不少城市城投拿地金额占比超过5成，沈阳、无锡城投托底拿地的比例甚至超过9成，市场低迷的城市城投拿地也尽显疲态，流拍率高企。

　　价格方面，克而瑞地产研究院数据显示，受一线城市供地质量提升的影响，2022年全国300城土地成交楼板价小幅上涨，增至3266元/平方米，再度创下历史新高。不过，由于新房市场仍处于低位，加之房企资金压力依然较大，房企拿地积极性仍处于低位，全年溢价率仅有3.7%，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7.9个百分点。从集中供地的22城来看，2022年有17个城市的地价下降。

　　那么，土地市场出让规模为何下降？房地产研究机构中指研究院土地事业部负责人张凯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与土地市场成交规模相关性最高的仍然是新房市场成交规模。今年以来，受期房烂尾担忧、房价上涨预期转弱、居民收入预期悲观三重因素影响，新房市场规模明显缩量，导致房企拿地积极性高开低走。他指出，上述影响新房市场的三个因素中，能在明年有显著缓解的恐怕只有期房烂尾担忧。而随着疫情管控放开和经济活动的逐步恢复，居民收入预期的转变或将需要更长的时间；在“房住不炒”的基本国策下，房价上涨预期转弱将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因此短期的新房成交规模很难较今年发生显著好转，土地市场随之亦难有明显的变化。

　　张凯进一步表示，从长期来看，土地市场与人口数量变化息息相关，人口净流入的城市土地市场仍然能够维持一定热度，而人口净流出的城市土地财政或将难以为继。总体而言，我国城镇化率已经接近瓶颈，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对于住房需求均产生负面影响，土地市场成交规模整体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将是必然。

　　硬币的正反面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土地财政”二十多年，为我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99年，我国城市化水平为30.9%，比1995年提高1.9个百分点，城市化处于较低水平，而2021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4.72%，。

　　厦门大学教授赵燕菁在其出版的新书《大崛起：中国经济的增长与转型》中肯定了“土地财政”的价值，他表示，中国城市化伟大成就背后的重要原因，就是创造性地发展出了一套将土地作为信用基础的制度——“土地财政”。在他看来，相对于“征税”，通过“所出售土地的升值”来回收公共服务投入的效率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城市政府不仅可以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甚至还可以以补贴的方式为能够带来持续性税收的项目融资。

　　与此同时，赵燕菁在其上述新书中也叙述了“土地财政”带来的问题：“土地财政”的本质是融资，使得不动产变成投资品，一旦房价暴跌，大规模的资产贬值将导致难以想象的金融海啸；“土地财政”不仅给地方政府带来巨大财富，同时也给企业和个人快速积累财富提供了通道，同时，没有机会投资城市不动产的居民与早期投资城市不动产的居民的贫富差距迅速拉开，房价上涨越快，贫富差距越大；另外，房地产市场发展“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还占用了大量应该用于其他发展项目的资源。

　　粤开证券研究院副院长、首席宏观分析师罗志恒也认为，一方面，土地出让收入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大量财政收入来源，缓解了一般公共预算压力；推动了城镇化进程；形成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直接带动了经济发展；推动了房地产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土地财政也让部分地区的高地价推动了高房价；间接推动了融资平台和政府债务；在土地财政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破坏耕地的行为；在征地过程中因简单粗暴执行和补偿问题引发了部分社会问题等。

　　土地出让规模急速扩张的同时，一些城市非理性供地为后期房地产市场转弱也埋下了伏笔。克而瑞研究中心的相关研究报告表明，目前，我国约8成的城市市场需求及购买力明显透支，近一半的城市土地供应过量，随着房地产市场步入调整周期，去化压力不断加剧。另外，不少城市因大力发展新区便将供地指标向新区倾斜，但因为市政配套尚未真正落地，人口导入情况自然不甚理想，致使外围区域供需周期性错配。

　　资金缺口如何弥补？

　　回顾过往，“土地财政”有功有过，向前看，未来土地使用权出让金逐渐减少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财政收入长期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也将难以维，寻找新的财政收入增长点已经成为当前迫在眉睫的问题。

　　对于上述问题，一部分观点认为，应该从税收方面着手。

　　赵燕菁表示，“土地财政”只是专门用来解决城市化启动阶段原始信用不足问题的一种特殊制度，随着原始资本积累的完成，“土地财政”也必然会逐渐退出，如何弥补放弃“土地财政”造成的损失？他指出，可以仿效发达国家，从“土地财政”转向“税收财政”，突破现有的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体制。赵燕菁也表示，贸然放弃“土地财政”，对还未完成城市化原始资本积累的城市来说，存在巨大风险，另外，以间接税为主转向以直接税为主的改革也并非易事。因此，城市新区则应维持高效率的“土地财政”积累模式，另外，可以把巨大的利益调整分解到数十年的城市化进程中，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逐渐演变为直接税与间接税并重，乃至以直接税为主的模式。

　　回溯“土地财政”形成的原因，不少观点认为，土地财政源于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因为分税制改革导致地方收入占比低、支出占比高，这种资金缺口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土地出让、城投平台等方式融资。对此，粤开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罗志恒曾在公众号“粤开志恒宏观”上发文表示，分税制和住房市场化改革都只是“土地财政”的促成因素，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机制才是问题的关键，激励机制决定行为，引发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和土地财政等连锁反应。如果没有分税制，只要存在GDP考核，仍会产生资金饥渴和不足。

　　罗志恒则表示，未来，无论是土地供给还是需求都将呈现下降趋势，这直接影响未来土地财政的可持续性，因此，未来构建地方稳定的财政来源极为重要，房地产税开征是大势所趋。同时，罗志恒也指出，房地产税的体量短期内难以取代土地财政。

　　也有观点认为，应该大力发展其他产业。万通集团创始人冯仑近期在其微信视频号“风马牛地产研究院”中表示，当房地产销售端出现下滑，不少城市都会开始出现土地财政的缺口，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这些城市应该大力发展房地产以外的其他产业，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以此让税收增长的更快，来弥补卖地收入的缺口。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近期公开撰文表示，国企资产是当前政府部门除了国有土地资产之外的最大一块资产了，如果通过提质增效，若能够让300万亿元的国企总资产的回报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则就有3万亿元收益增加，基本可以弥补土地财政消减带来的收入缺口。“当然这不是短期就能提升一个百分点，但只要坚持不懈地盘活国有资产，推进国企改革，若干年后，应该会有成效。”李迅雷补充道。

　　张凯对第一财经表示，改革开放以来，基建投资引领的城镇化一直助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近年来，受到经济下行的压力，基建投资再次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而基建投资的成本依赖土地财政。此外，近期推出房产税，将对房地产市场造成冲击，从而进一步降低房企拿地意愿，对土地财政产生更大的压力。因此，短期来看，土地财政难以替代。

　　“长期来看，尽管我国经济发展对基建投资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但城镇化率、居民部门杠杆率即将达到增长瓶颈，基建投资+土地财政的经济发展闭环难以为继。”张凯认为，房地产税作为长期、稳定的税源，在近二十年房地产也高速发展的基础上也有足够的存量房屋可供征税，适合在未来长期替代土地财政补充财政缺口。

　　总的来看，上述不管是直接税的税收制度变革，征收房地产税，还是大力发展其他产业，或是盘活国有资产，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那么，短期，如何保障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发展，让地方财政平稳过度？克而瑞研究院提出，当前应该提振市场信心，完善保交楼、保就业、销售保价等兜底机制，缓解市场观望情绪，需求端全面放松限购、限贷、限售，取消“限跌令”，政府回购商品房，与此同时，适当缩减供地规模，优化调整供地结构，以此破局短期楼市的困境。

　　近期，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公开表示，为了改善房地产消费观，财政方面也应该发力。土地价格的高企是造成房价高的重要因素，因此，要适当降低城市土地出售价格，来促进开发商成本的下降，带来房价的下降。另外，目前在销售领域里的税费负担还是很重，应当适当降低，让老百姓感受到政府的温暖。同时，也应当降低金融机构的按揭抵押利率，目前的按揭抵押利率(4%)还是偏高的，应该降1到0.5个点。

“返工啦！”广东“花式”喊你回来上班******

　　“4年前，妈妈从家乡前往广东务工。今天，我也来了。”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城县的00后韦双燕，第一次乘坐返岗专列，踏上了新年开工之旅。1月30日，D3755次“稳就业促发展——桂籍务工人员入粤返岗免费专列”载着544名广西务工人员，抵达广州南站。 一身纯白羽绒服的韦双燕在人群中格外显眼。她告诉记者，今年是她正式参加工作的第一年，她将到广州市番禺区当教师。“妈妈来广东务工供我读大学，我也想在这里圆梦。”在她看来，这里不仅收入较高，还有很大成长空间。

　　“制造业当家”释放高质量发展强烈信号

　　新春开工第一天，广东省召开高质量发展大会，“制造业当家”成为热议话题。制造业发展，是广东2023年的头等大事。今年，广东将安排省重点项目1530个，总投资约8.4万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万亿元，单是超百亿元项目就达205个。目前，广东省制造业总产值预计突破16万亿元大关，拥有70余万户制造业企业法人和一大批优质企业、8个万亿元级战略性产业集群。

　　“躺平不可取、躺赢不可能、奋斗正当时。”大会上，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表示，今天的广东，量的增长到了平台期，质的突破还处在酝酿期。只要质的提升取得新的突破，我们就可以迎来量的井喷，可以开启新一轮发展和赶超。庞大的经济体量意味着要下更大功夫克服增长的惯性。在危与机、稳与进、攻与守的纵横捭阖中，广东经济的“危”源自高质量发展不足，“机”要靠高质量发展才能紧紧抓住。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广东的根本出路。

　　这是近年来广东省召开的规模最大的会议。主会场与会嘉宾1000人，有半数以上来自企业；通过视频会议，大会内容实时纵贯广东各市县，算上各地分会场，总人数达2.5万人。广东省高质量发展大会围绕“重点项目重大平台”“制造业当家”“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五外联动”等主题深入探讨，共谋发展思路和举措。此次大会，还把时间留足给各行业“当家人”畅所欲言，有企业家脱稿指出发展中的不足。

　　制造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压舱石”，也是广东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脊梁”。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书记、厅长涂高坤说，“广东是制造业大省，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对塑造和提升广东在新发展格局中的战略优势具有重要意义。”广东力争2023年全省工业投资增长达到10%以上，发挥工业投资对工业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和倍增作用。

　　目前，广东制造业增加值规模约占全国的1/8，对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超四成，吸纳超三成的就业人口……过去一年，广东有力有效应对超预期因素冲击，交出经济总量12.9万亿元、连续34年居全国首位的优异成绩单，这背后离不开“制造业当家”。

　　“逆向招工”复工忙

　　春节过后，广东迎来异地务工人员返岗高峰，“稳就业”“保用工”折射出广东各地高质量发展的决心。“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后，新的一大批重大项目、重大工程将先后动工，近期会有力地拉升用工数量。”广东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局长夏义兵透露，广东已于节前跨省“逆向招工”，组织各地市企业组团到劳务协作省份现场招聘、预订员工。“早在正月初五，我们就组织从桂林开往深圳的全国首趟返岗专列。”劳务输出大省劳动力在粤就业稳定，有效保障了在粤企业用工需求。

　　截至目前，四川、重庆、湖北、湖南、广西等地已有100多趟返岗务工专列陆续抵达广东。预计到2月5日(正月十五)，还将有80多趟返岗务工专列抵达广东。这些专列将确保超过10万名外省到广东务工人员顺利返岗。据广东省人社厅监测和分析，节前返乡的外省务工人员达1700多万，返岗比例超过50%，重点监测企业开工比例超过60%，预计节后外省务工人员返岗率可达90%以上。

　　“我在东莞工作快16年了，希望今年的收入能涨点儿，我们才能更好地培养两个孩子读书，以后考上好大学。”来自广西柳州市柳江区三都镇的陶彩仙在东莞黄江镇农村电子厂里工作。她说，“目前还是普通员工，今年有望当上领班。”她的丈夫也在附近工厂上班，主要负责钢铁焊接等生产工作，一个月能有七八千元的工资，能较好地照顾一家人的生活。

　　家住柳州市柳江区三都镇屯村的韦纯发在广东打工已有9年，5年前他在老家建了3层楼房，还买了车给小孩上班用。他希望新年能继续多挣钱，把家里的厨房装修好。在柳州市柳江区三都镇十里贡的韦文坤，目前在广州花都某企业担任领班。“在广东工作15年来，给家里带来了不少变化，日子一天比一天好。新房子修了两层，也买了小车。今年最大的心愿是提升技能，从领班岗位再升一级，多挣钱培养3个小孩读书。”

　　1月31日，600名贵州籍务工人员搭乘D2811次列车从贵州毕节来到广州。他们大多是节前已在广东就业的返乡员工，还有少量新入粤务工人员。下车时，不少人开心地用粤语说：“返工啦！”老乡们带着大包小包的家乡“年味儿”，奔赴充满希望的工作岗位。

　　来自贵州毕节的李成宏在广东省江门市的建筑工地干活儿。近几年，李成宏春节后都是乘坐返岗专列，返回距离老家约1100公里的广东上班。他说，以前返岗路程远、车票不好买，现在返乡返岗有保障，而且免费，感觉很“暖”。“挣更多的钱是我最大的心愿，最近工期比较紧，所以想尽快复工。”

　　春运期间，广东省人社部门计划节后直接组织返岗专列14趟，专车380班次，包机3趟，“点对点”组织外省劳动者入粤返岗2.5万人，目前已通过专列共帮助1800余名务工人员及时入粤返岗就业，示范带动各地和企业加大组织对接力度，帮助农民工便捷返岗、快速就业，保障节后企业用工需要，在全社会营造“他乡即故乡”“东西南北中，发展到广东”的良好氛围。

　　真金白银保用工

　　春节后开工首日，格兰仕集团鼓声阵阵、龙狮起舞，一线员工们“人手一份”开工红包。生产部门负责绕线工作的毛爱平说，早在节前，企业就帮他们张罗节后从湖南怀化老家返回的车票和接站，所以春节过得“很淡定”。

　　节前，格兰仕全面启动2023年新春招聘工作，从广东到广西、贵州等地跨省对接用工，面向社会推出数十种技工岗位，首批招聘5000多名技工人才。春节期间，他们持续在“云端”进行招聘，通过“全员技工化”战略，为入职的一线技工规划“普工-关键岗位-产业技工-工程师”的发展路径。

　　“人社部门出台了优惠政策和提供财政补贴，帮助企业稳定员工、扩大招聘，生产线一开工就可以开足马力生产。”格兰仕集团董事长兼总裁梁昭贤介绍，格兰仕已从传统的“接单—研发—生产—交货”模式转型为供应、生产、销售、用户一体化的工业互联网生态，实现了产业链、供应链全系统数据闭环。

　　在东莞市大朗镇，不少企业已是一派繁忙景象。东莞市厚威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员工已基本到位。公司总裁办总监周建涛说，在政府支持和企业努力下，大部分回家过年的员工都已回到了工作岗位，复工率达到90%左右。中山市南头镇TCL空调制造中心工厂厂长向民军说，正月初四他就接到了从广西梧州回来上班的员工。看着一辆辆返岗专车陆续开进工厂，他的心里踏实了很多。

　　广东外省务工人员2300万，约占全国的1/3。人社部门的监测显示，春节前，外省务工人员返乡率约75%。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谢忠保介绍，当前，广东整体的返岗和用工情况呈现为“两个平稳”：员工返岗平稳有序；企业用工平稳提升。截至目前，员工返岗率达到一半以上，基本回到疫情前正常年份的同期水平。目前，全省企业相继开工，用工需求迅速回暖。

　　据悉，广东省人力资源市场岗位供求缺口约50万人，求人倍率超过1.9。2022年以来，广东省人社部门为应对严峻疫情挑战，拿出真金白银超830亿元助企纾困，送政策、送资金、送服务，引导企业将员工稳在广东、稳在企业、稳在岗位。

　　此次返岗，广东省人社厅联合广西和贵州人社部门、广铁集团等有关部门紧密对接、提前谋划，专门制定务工人员安全有序入粤返岗方案。从建立入粤返岗清单、筛查出行名单、开行返岗专列、接驳送达目的地等环节，畅通务工人员从行前、途中到上岗的入粤返岗全链条，帮助务工人员尽快返岗。接下来，广东将继续保持与云南、四川等劳务输出大省对接合作，持续深化与广西、贵州东西部协作机制；保持就业扶持政策延续性，继续将协作省区在粤脱贫人口纳入政策全覆盖，充分保障岗位供给和稳定就业。

　　（中国青年报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林洁）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